国学汇呼吁：全国核心城市修复、重建、新建文庙，功德无量！

文庙最初是为祭祀孔子而修建。孔子去世后的第二年，鲁哀公在孔子的旧宅立庙守茔。这是阙里孔庙的由来，也是文庙修建的开始。

明清时期，每一州、府、县都有文庙，而清朝更是中国文庙发展的鼎盛时期——中国现存的孔庙建筑几乎都经历了清朝大规模的维修、扩建。

南京夫子庙、北京孔庙、曲阜孔庙和吉林文庙作为中国四大文庙。

  全国共有文庙1600多座，其中保存较好的有300余座，列入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有21座。

      由于历史相关文化运动的原因，以及相关城市主管部门认识不足，很多文庙目前处于闲置状态，并未充分该发挥其社会功能，如举行《论语》读书会，定期组织礼乐活动，开展儒学会讲。

       由于工作的原因，笔者实地走访了全国将近30多座文庙，由于文庙珍贵的社会价值，很多文庙目前都由当地政府部门管理，各地传统文化社团可以充分与之合作，开展各类中华文化主题活动。

     对于已经被摧毁的文庙，已经尚未建设文庙的城市，国学汇在此诚挚呼吁社会贤达之士，牵头兴建，建一座文庙，教化一方百姓，功德无量！

中国自古就是崇尚文化的国家，崇尚文化的标志之一就是兴办教育。古文献记载，早在传说中的五帝时期就有大学成均，虞舜时设置了学校庠，“有虞氏养国老于上庠，养庶老于下庠”。夏商周三代也都建造了学校，“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学则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伦也”，其功用，孟子认为“设为庠序学校以教之。庠者，养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许慎《说文解字》和班固《汉书·儒林传序》认为“夏曰校，殷曰庠，周序”，但不论哪种说法，都可证明中国从上古时期就已经设立了学校，举行养老、习射、习乐等活动，进行尊老修德等人伦教育。

从甲骨文看，商代时大学还是举行祭祀的场所。西周时，学校已经开始祭祀先圣先师。《礼记·文王世子》说：“凡学，春，官释奠于其先师，秋冬亦如之。凡始立学者，必释奠于先圣先师”，在周代时创建学校要祭祀先圣先师。但是先圣是何人？先师是何人？史书并无记载。明初宋濂在《孔子庙堂议》中说：“周有天下，立四代之学，其所谓先圣者，虞序则以舜，夏学则以禹，殷学则以汤，东胶则以文王，复各取当时左右四圣成其德业者，为之先师以配享焉”，周代设有四学，虞庠以舜为先圣，夏、商、周三代的学校分别以本朝开国者为先圣，非常的明确，但在目前都查不到出处，不知其依据何在。

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思想成为国家的指导思想，为五经博士设置弟子员，“令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大兴地方教育。有学校就要举行祭祀活动，但限于文献资料，西汉学校奉祀人物不详。东汉建武七年朱浮上书说：“夫太学者，礼仪之宫，教化所由兴也。陛下尊敬先圣，垂意古典，宫室未饰，干戈未休，而先建太学，造立横舍。比日车驾亲临观飨，以弘时雍之化，显勉进之功也。寻博士之官为天下宗师，使孔圣之言传而不绝。”光武帝在建武五年“乃修起太学，稽式古典，笾豆干戚之容备之于列，服方领习矩步者委它乎其中”。这次祭祀是太学落成后的首次祭祀，按照《礼记》“凡始立学者，必释奠于先圣先师”的规定，应该是祭祀先圣和先师，虽然史书没有记载祭祀的先圣先师是谁，但设置博士“使孔圣之言传而不绝”，学校奉祀人物中应该有孔子。

永平二年（59）三月，明帝“始率群臣躬养三老五更于辟雍，行大射礼；郡、县、道行乡饮酒礼于学校，皆礼圣师周公孔子”，毫无疑问，学校祭祀是以周公为先圣、孔子为先师的。但到东汉后期，学校改为以孔子为先圣。“祠先圣师，侍祠者孔子子孙、太宰、太祝令各一人”，“临辟雍日，祠孔子以太牢，长吏备爵，所以尊先师重教化也”，已经改为主祀孔子，所以此后的魏晋南北朝直到隋朝都是以孔子为先圣。唐武德七年（624），学校奉祀改为以周公为先圣、孔子为先师，贞观二年（628），复改孔子为先圣，永徽年间又改为周公为先圣、孔子为先师，显庆二年（657）再次改孔子为先圣，从此孔子在学校的主祀地位再也没有改变。汉代时，国家最高学府的祭祀应该是在辟雍进行，西晋时国家祭祀在太学举行，“扫坛为殿，悬幕为宫”，祭祀是在坛上临时设置帷幕进行的。东晋太元九年（384），首先在太学内建造了孔子庙。北齐时，郡学则于坊内立孔颜庙行到郡学。唐贞观四年（630）命州县学校建造孔子庙，从此孔子庙遍及全国各地的各级国立学校中。由于受中国政治制度的影响，朝鲜、越南和日本历史上都建造了许多国立学校，学校也和中国一样建造了文庙。

东晋时，国学孔子庙名夫子堂，南朝齐梁时地方学校孔子庙名宣尼庙，唐开元二十七年（739）追封孔子为文宣王后称作文宣王庙，宋金元时追随孔子封号相继称作至圣文宣王庙、大成至圣文宣王庙等。从明代开始，地方学校称作儒学，孔子庙也改称文庙。作为国家推崇传统思想文化的象征，文庙的名称是非常合适的。

从东汉后期开始，除唐朝初期约十年间改以周公为学校的主祀外，一千八百多年间，孔子一直是学校的主祀，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代表。从魏晋到唐朝初年，学校主祀孔子，以孔子弟子颜回配祀，唐贞观二十一年（647），增加左丘明等二十二位先儒从祀，开元八年（720）增加孔子弟子从祀，此后历代不断增加更换，到1919年文庙配祀人物发展到四配、十二哲、七十九位先贤和七十七位先儒，以及崇圣祠五位主祀、六位配享和五位从祀，文庙奉祀人物多达一百八十九位。正如清世宗所说：“帝王之尊圣，尊其道也”，文庙奉祀孔子其实就是推崇孔子的思想。历代封建王朝不断修建孔子庙的目的就是显示园家的崇儒重道。金章宗大修曲阜孔子庙，工竣后在遣官致祭的祭文中说“国家礼崇儒术，道尊圣师”，所以“阙里庙貌于以新之”。明宪宗大扩曲阜孔子庙，工竣后御制碑文纪成。碑文开篇即说：“朕惟孔子之道，天下一日不可无焉，何也？有孔子之道则纲常正而伦理明，万物各得其所矣；不然，则异端横起，邪说纷作，纲常何自而正？伦理何自而明？天下万物又岂能各得其所哉！是以生民之休戚系焉，国家之治乱关焉，有天下者诚不可一日无孔子之道也”，“孔子之道之在天下，如布帛菽粟，民生用不可暂阙”，“天生孔子，实所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者也”，“天不生孔子，……万古如长夜”，扩修孔子庙，刻碑纪成，“树于庙庭，以昭我朝崇儒重道之意焉”。成化十三年（1477），将文庙祭祀升为大祀，宪宗遣翰林院学土致祭，祭文说“增乐舞为八佾，加笾豆为十二，盖用祭天享地之礼乐，庶副尊师重道之本意”。修建孔子庙，祭祀孔子，就是为了显示国家崇儒重道，文庙就成为传统思想文化的标志。

历代之所以如此推崇孔子及其思想，是因为他们意识到只有推行孔子思想才能使国家长治久安。唐开元二十七年（739），唐玄宗加封孔子为文宣王，诏书赞扬孔子“立天下之本，成天下之大经，美教政，移风俗，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人到于今受其赐”，明确宣示，“弘我王化，在乎儒术”。唐乾封元年（666），高宗追赠孔子为太师的诏书赞颂孔子“垂素王之雅则，正鲁史之繁文，播鸿业于以时，昭景化于千祀。朕嗣膺宝历，祗奉睿图，宪章前王，规矩先圣，崇至公于海内，行大道于天下，遂得八表又安，两仪交泰，功成化洽，礼乐盛和”，推崇孔子思想使得国家安定，功成化洽，难怪历代王朝都推崇孔子思想了。

“古者立学专以明人伦”，上古时期，学校的主要功能就是养老敬老，进行伦理道德的教育。后世学校特别是实行科举制度以后转向主要对后备官吏进行道德教育，但是学校通过文庙的祭祀活动和奉祀人物仍然进行伦理道德的教育。文庙主祀孔子并以历代先贤先儒配享从祀，其实就是报答孔子和先贤先儒对后人的贡献，也就是报本。汉代时，虽然尚无文庙之设，但已在国立学校内奉祀孔子，并将孔子故里的家庙列入国家祀典，正如东汉《乙瑛碑》所说，“诏书崇圣道，勉六艺。孔子作《春秋》，制《孝经》，删述《五经》，演《易》系辞，经纬天地，幽赞神明，故特立庙”，立庙祭祀就是因为孔子对后世的贡献。祭祀孔子，就是对孔子功德的报答，“盛德之后，是称不绝，功施于民，义昭祀典”“盛德必祀，义存方册”“孔子道济生民，尊礼不修，孰明褒尚”，只有不断进行祭祀，才能报答孔子对后世的贡献。中国传统的报本方式主要就是祭祀，而最高的报本就是血食天下，血食无疆。在中国，孔子和天地、社稷达到了这个标准，但天地、社稷只是神，而孔子却是真实的人物。

报本的另一个方式是不断地对孔子进行追谥加封。西汉元始元年（公元1年），平帝首先追封孔子为褒成宣尼公，北魏太和十六年（492）孝文帝尊称孔子为文圣，北周大象元年（580）静帝追封孔子为邹国公，唐贞观二年（628）太宗尊称孔子为先圣，乾封元年（666）高宗尊称孔子为太师，天授元年（690）武则天追封孔子为隆道公，开元二十七年（739）玄宗加封孔子为文宣王，此后文宣成为孔子封号的主干。宋大中样符元年（1008）真宗加封孔子为玄圣文宣王，五年改称至圣文宣王，元大德一年（1307），新即位的武宗加封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王。明嘉靖年间，大学士张璁认为，“夫子生不获有尺寸之土，今而以有天下之号归之”，不足以为孔子增荣，而“师也者，君之所不得而臣者也”，建议厘正文庙祀典，取消孔子王号，撤塑像改为木主，改八佾舞为六佾舞，十二笾豆为八笾豆，降低祭祀级别，世宗皇帝也撰写《御制正孔子祀典说》等予以支持，但是仍然遭到翰林院编修张兖、徐阶和给事中王汝梅等人的反对，明世宗指责他们的观点为谬论，将徐阶贬为延平府推官，但御史黎贵等仍上言反对，并以周公追封四代先人为王和明代追赠先人为帝论证孔子封王的正当性，以“八佾十二笾豆为僭，六佾十笾豆亦为僭矣；非惟像当毁，复屋重檐亦当毁矣”，论证不应降低祭祀级别。明世宗无言辯驳，只好以势压人，“怒其指斥追尊事谓为奸逆”，将上言者下法司治罪，褫官为民，强行改变孔子庙祀典，将孔子改称至圣先师。清顺治二年（1645），加称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先师，十四年复改为至圣先师，民国年间尊称孔子为大成至圣先师。除中央王朝追封外，有的地方割据政权也追封孔子，西夏人庆三年（1146）就追封孔子为文宣帝。

孔子的封谥号是按照《谥法》追称的，每个字都有深刻的含义。“扬善赋简为圣”，“敬宾厚礼为圣”，“经纬天地为文”，“道德博闻为文”，“学勤好问为文”，“慈惠爱民为文”，“圣善周闻为宣”，在《谥法》中都是赞颂的好词。至于“大成”是借孟子的“孔子之谓集大成”赞颂孔子集古圣先贤之大成，“至圣”则是赞颂孔子是最高的圣人，取之司马迁的赞语：“天下君王至于贤人众矣，当时则荣，没则已焉。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文庙以报本进行伦理教育，在启圣祠（清代改称崇圣祠）表现最为突出。孔子弟子颜回在三国魏时就配享孔子，曾参也从唐总章元年（668）开始配享，孔子的孙子子思宋端平二年（1235）升为十哲，咸淳三年（1267）升为配享，奉祀在大成殿内，但是他们的父亲作为孔子的弟子却奉祀在东西两庑中，子居父上，子先父食，有悖于封建伦理。明初宋濂上书说：“古者立学专以明人伦，子虽齐圣不先父食久矣，故禹不先鯀，汤不先契，文武不先不窗，宋祖帝乙，郑祖厉王犹上祖也。今一切置而不讲，颜回、曾参、孔伋，子也，配享堂上，颜路、曾点、孔鲤，父也，列祀庑间。……颠倒瘴伦，莫此为甚。”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明嘉靖九年，朝廷决定，在文庙内建造启圣祠，以孔子父亲叔梁纥为主祀，将颜回曾参、子思的父亲从大成殿东西两庑内迁至启圣祠配享。

对于文庙的伦理教化作用历代都说得非常明白。宋孝武帝命开建孔子庙制是因为他认为“国难频深，忠勇奋励，实凭圣义大教所敦”；南齐明帝命祭祀孔子，是因为他认为，“仲尼明圣在躬，允光上哲，宏厥雅道，大训生民，师范百王，轨仪千载。世人斯仰，忠孝攸出”；梁敬帝命祭祀孔子，是因为他认为孔子“立忠立孝，德被烝民”；都是看重文庙教化伦理的作用。祭祀先人以报本，正是为了教育后人。“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追念先人，就能使民风归于淳厚。

文庙之所以设在各级国立学校内，目的就是对国家后备官吏进行道德的教育。不论是国家最高学府国子监还是府、州、厅、县各级国立学校，学生都是已经获取初级功名庠生（秀才）以上的人才，庠生经过乡试、会试考取再高一级的功名举人、进士就可以被任命为官吏，进入国家官吏队伍。在学校建造文庙，奉祀孔子以及历代先贤先儒就是为后备官吏提供学习的榜样。

孔子首创私学，其目的就是培养能够推行自己政治主张的贤人，所以他主张选拔已经学习了礼乐的人为官，“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如用之，则吾从先进”，孔子选拔学习礼乐的“野人”为官是革命性的主张，因为在孔子生活的时代采用贵族世职世禄的制度，官员都是由贵族世袭。孔子教育弟子“不患无位，患所以立”，学习好本领就能出仕为官。对于孔子的用意，弟子们心领神会，子路说“不仕无义”，而子夏则干脆明了地说“学而优则仕”。正以为如此，孔子才被推崇为教育始祖，奉为万世师表。

中国教育自古重视人格道德的培养，人格道德的最高境界当然就是成为圣人和贤人。中国人崇奉圣贤，但并不认为圣贤是高不可及的，而是认为人人都能够成为圣贤，人人都可以成为圣贤。孔子弟子子贡说孔子已经达到了圣人的境界，孟子认为“人皆可以为尧舜”，每个人都可以成为像尧舜一样的圣人。荀子认为“彼学者，行之，曰士也；敦慕焉，君子也；知之，圣人也。上为圣人，下为土君子，孰棼我哉”，学习学问，能够付诸实践的就是士，勤奋努力、孜孜不倦的就是君子，精通学问的就是圣人。通过学习，人可以成为士，成为君子，成为圣人，只要个人努力，是没有人能够禁止的。宋代程伊川认为“人皆可以至圣人”，人人都能达到圣人的境界。朱熹主张学习要超凡入圣，“为学须思所以超凡入圣，如昨日为乡人，今日便可为圣人”，通过学习就可以成为圣人。

文庙奉祀孔子就是为士子提供学习的榜样，成为圣人的榜样，但是，虽然人人都可以成为圣人，但并不是人人都能够成为圣人。不能成为圣人，但可以成为贤人，所以文庙除奉祀圣人孔子外，还奉祀一大批先贤先儒，为士子提供成贤齐贤的榜样。孔子庙在唐代以前只以孔子弟子颜回配祀，唐贞观二十一年（647）增加左丘明等二十二位注经之儒从祀，宋元丰七年（1084）增加孟子、荀况、扬雄、韩愈等明道之儒从祀，清雍正二年（1724）又增加诸葛亮等事功之儒从祀，文庙从祀人物不断增加，从祀范围不断扩大，为士子们提供的学习榜样也逐渐完备。成圣人难，成贤人也不易，文庙奉祀人物虽然多达一百八十九位，但除去孔子先人、弟子等，历代贤人进入文庙享受祭祀的也不过一百十人，平均二十多年才有一位贤人能够进入文庙奉祀。为更多的士子提供学习的榜样，文庙还设置了名宦祠和乡贤祠，分别附祀在本地为官有善政的官员和本地出身有善行义举的士绅及在外地为官有善政的官员。名宦的附祀始于北魏，目前已知最早在学校奉祀为官政绩突出的官员是北魏刘道斌，他任恒农太守时“修立学馆，建孔子庙堂，图画形象。去郡之后，民故追思之，乃复画道斌形于孔子像之西而拜谒焉”。刘道斌是北魏正光四年（523）死于岐州刺史任上的，此前就任恒农太守，由此可知在本地有善政官员附祀是从公元6世纪初期就开始了。建造奉祀名宦和乡贤的专祠是从北宋开始的，绍圣初年，福州庙学建造了奉祀先贤陈襄、郑穆、刘彝、周希孟、陈烈的五贤堂，以后在政和、宣和、绍兴、乾道间陆续增加至十三人。南宋绍兴年间，同安主簿朱熹在同安县学建造了奉祀天文学家、药物学家苏颂的苏公祠。台州太守尤袤在台州州学内建造了奉祀名宦毕士元、章得象的思贤堂和奉祀乡贤罗适、陈公辅、陈良翰的三老堂，以后又建造了奉祀有功于学校的太守宗颖、唐仲友等人的颂僖堂。从奉祀的人物看，思贤堂和颂僖堂相当于后世的名宦祠，五贤堂和三老堂相当于后世的乡贤祠。南宋时，学校内开始建造个人的纪念祠堂，台州州学有谢丞相祠，常熟县在端平元年（1234）前就有吴公祠，安溪县学在端平年间遵照泉州太守真德秀的旨意，建造了奉祀绍圣年间维修庙学的直讲张读的直讲祠，元和县学于景定三年（1262）建造了祭祀范仲淹的景文堂。元代时，学校内有了先贤祠的名称，至大年间的集庆路学图中在庙学的东北和西北隅各有一座先贤祠，至正二年（1342）的《四明续志》记载庆元路学内也有先贤祠。但是明朝以前先贤祠奉祀物不是经国家批准而是由地方官自行决定的，随意性很强。国家规定国立学校建造附祀名宦、乡贤的祠堂始于明太祖朱元璋。洪武元年（1368），朱元璋诏令郡县访求应该奉祀的神衹、圣帝、明王、忠臣、烈士和有功于国、遗爱于民的人列入祀典，第二年令天下学校建设先贤祠，左侧奉祀在本地为官时政绩突出的官员，右侧奉祀本地的贤人，在文庙春秋祭祀时并附祭。后来学校将名宦和先贤分祠祭祀，分别命名为名宦祠和乡贤祠。名宦祠和乡贤祠大多建造在文庙内，一般位于大成门两侧或门前左右。

文庙通过奉祀孔子、四配、十二哲、先贤、先儒，附祀名宦和乡贤，为士子提供了一系列学习的榜样。成圣成贤，死后奉祀在文庙内，血食遍全国，那是每个士子最高的追求，即使做不到，死后也应该附祀在文庙内。出仕做官忠君惠民，勤政廉政，造福一方，可以附祀在任职地文庙的名宦祠内，还可以附祀在家乡的先贤祠内，在乡为民遵纪守法，多行善举，死后也可附祀在家乡文庙的先贤祠内。任何人只要存心向善，行善政，行善举，都可以进入文庙享受后人的祭祀。

不论是崇德，还是报本，文庙最重要的功能就是进行教化，除了对士子进行成圣成贤的教育外，还要对一般民众进行伦理道德教化。明成祖维修曲阜孔子庙，“撤其久而新之”，竣后御制碑文纪成，赞扬孔子“参天地，赞化育，明王道，正彝伦，使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妇妇各得以尽其分，与天道诚无间焉”，希望臣民“凡观于斯者，有所兴起，致力于圣贤之学，敦其本而去其末”，期望“作我士类，世有才贤，佐我大明，于万斯年”。清康熙皇帝维修曲阜孔子庙后，也御制碑文纪成，碑文说“凡我臣民，瞻仰宫墙，倍增严翼，尚思敦崇德义，砥砺伦常，以不负朕尊师重道之意，岂不休欤？”都是希望通过孔子庙教育臣民学习儒家思想，敦崇德义，敦本去末，砥砺伦常，加强道德修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