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兆濂：传统关学最后一位大儒

牛兆濂。本报记者　陈志涛翻拍

牛兆濂书法作品。本报记者陈志涛摄

牛兆濂的部分著作。本报记者　陈志涛摄

牛兆濂（右二）与友人合影。本报记者　陈志涛翻拍

牛兆濂的曾孙牛锐从2008年开始振兴芸阁书院，这是他在蓝田县重修的芸阁书院。本报记者　陈志涛摄

在陈忠实先生的小说《白鹿原》中，有这样一个情节：武昌起义爆发后，陕西革命党迅速响应，光复全城，成立新政府，宣告脱离清政府统治。原陕西巡抚方升紧急从甘肃、宁夏纠集了20万人马，向西安反扑。就在千钧一发的危急时刻，朱先生只身来到方升的军营，“凭一张嘴、一句话”就成功让其退兵……

令人感到惊讶的是，这段充满传奇色彩的情节，并非完全虚构，而是陈忠实先生依据牛兆濂的真实事迹改编的。

牛兆濂是清末民初誉满关中的理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一生致力于保护整理古籍，恢复程朱理学教育，延续关学学脉。同时，由于他长期创办书院并教化百姓，积极参与民生有关的社会事务，深受百姓爱戴，牛兆濂在民间也享有“牛才子”“牛神仙”等美誉。

从清末到民国，再到今天，长达百余年的岁月中，民间社会和学界对于牛兆濂这位杰出历史文化人物的关注，从未停止。牛兆濂已成为陕西乃至西北地区独特的文化符号。

传统关学最后一位大儒

1867年，牛兆濂出生在蓝田县华胥镇新街村鸣鹤沟一个耕读之家。据记载，牛兆濂出生之际，其父梦见宋代理学宗师、濂溪先生周敦颐光临门庭，于是给儿子取名“兆濂”，字“梦周”。后来，因讲学的芸阁学舍在蓝水（今灞水）之滨，牛兆濂又自号“蓝川”。

从幼时起，牛兆濂就显示出过人的读书治学天赋，熟读儒家经典，广泛涉猎兵、农、钱、谷、水利、算术，渐有才子之名。1888年中举后，牛兆濂原本打算第二年赴京赶考，却突遭父亡母盲的变故，丁忧在家，此后经过深思熟虑，毅然决定放弃功名，居家尽孝。按照清朝例制，士子中举后连续三次不赴京应试要被革除举人之名。但由于当时的陕西地方官爱惜其才，上书为他求情，清政府不但免予削名，而且破例嘉奖牛兆濂的孝行，赏加“内阁中书”之衔。不过，他仍上书坚辞不就，并于1890年出任白水彭衙书院山长，沉潜经史，教书育人。

6月23日，在蓝田县白鹿原上重修的芸阁书院内，记者见到了牛兆濂先生的曾孙、西安市牛兆濂文化研究会秘书长牛锐，向其了解牛兆濂先生的生平。“曾祖牛兆濂毕生致力于两件事——讲习关学和推广乡约。”牛锐说。

白水彭衙书院是牛兆濂教育事业的起点，也是他精研程朱理学的起点。1893年，牛兆濂又专程前往三原拜**的理学家、教育家贺瑞麟为师。当时，各种学术思潮竞相兴起，传统理学内部也出现了捍卫传统文化的“本土派”和融合西方思想的“改革派”两种学术路径，前者日益式微而后者影响日广。贺瑞麟即属于前者，“学宗朱子，笃信力行，俨然道貌”，并强调“程朱是孔孟嫡派，合于程朱即合于孔孟，不合于程朱即不合于孔孟”，仍然坚定地将传统理学作为挽救世风人心的武器。牛兆濂接过了贺瑞麟的“学术接力棒”，在三原清麓精舍讲学5年，“力维先师门户”，毅然肩负起坚守程朱理学立场、复兴关学、挽救世风人心的神圣使命，成为关学衰微之际最坚定的守护者和接续关学学脉、振兴关学的代表人物。

1901年，牛兆濂在蓝田四献祠内讲学，此后曾辗转执教于西安、三原、兴平等地。1914年，牛兆濂与友人倡捐重修四献祠，将其命名为芸阁学舍。芸阁是北宋关学先贤吕大临之号，他不但是关学的中坚人物，还在整个宋代理学的发展过程中有着重要地位。所以，在牛兆濂看来，重修芸阁学舍是一件“得与先贤朝夕相依”的文化幸事。在他的主持下，芸阁学舍得到迅速发展，学生遍及全国各地乃至朝鲜、日本，最多时达300余人，使孔孟程朱之学再度广为传播。

1917年，牛兆濂登顶华山，想到要挽回关学传承的颓势，一股以天下为己任的豪气油然而生，当即吟出“踏破白云千万重，仰天池上水溶溶。横空大气排山去，砥柱人间是此峰”。怀揣这一理想，牛兆濂不断著书立说，编撰、整理有《吕氏遗书辑略》《芸阁礼记传》《近思录类编》《秦关拾遗录》《续修蓝田县志》《蓝川文钞》《蓝川文钞续》等。

尽管牛兆濂信心满满、意气风发，但也无法扭转科举制废除和新式学堂兴起后关学衰落的大势和转型的必然。有学者指出，关学在近代的转型意味着其自身的终结。从这个意义上讲，牛兆濂不仅是传统关学学脉延续的代表人物，也是关中传统学术彻底终结的标志，在他之后关中再无大儒。他为守护关学传统、振兴关学作了最后的努力和呐喊，无愧于“传统关学最后一位大儒”“横渠后一人”的称号。

一代大儒止兵戈，一身肝胆照汗青

清末民初是中国社会剧烈动荡、中西文化激烈碰撞的时期，身处时代大变革背景下的中国知识分子，应该主动学习西方以富国强国，还是固守孔孟之道来面对民族危机？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抉择。作为“祖述孔孟，宪章程朱”的大儒，牛兆濂一贯将恪守君臣之分、教化治世作为自己的政治思想准则，视辛亥革命为“旷古之奇变”。由于难以接受时局变化，牛兆濂曾一度携家眷避入南山，谢绝新政府的一切邀约、聘任。

当陕西响应辛亥革命时，河南、甘肃两省还处于清政府的统治之下，清政府立即从东、西两线对陕西革命军进行围剿。1912年初，原陕甘总督升允“临危受命”，从甘肃紧急抽调装备精良的边防军回援，一路攻至咸阳城下。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孙中山、袁世凯纷纷对陕甘战事进行调停，陕西革命军也试图派遣升允旧部前去和谈止战，但前去的人却反遭升允杀害。

“当时升允兵强马壮，而之前去和谈的人都惨遭不测，可以说这是一件凶多吉少的事情。”牛锐说，“但曾祖牛兆濂仍然冒着生命危险前往劝说，结果真的就把时局扭转了。”

牛兆濂虽然深居南山，但仍然怀着强烈的民本意识，以救世济民为己任，为关中的战事祸乱感到忧心忡忡。与此同时，陕西革命军将领刘守中、郭希仁想到牛兆濂深受升允敬重，且曾经多次得其举荐，于是请他出面和谈。牛兆濂慨然允诺，当即星夜兼程，赶往礼泉附近的升允驻地，“为衣裳之会，即日罢兵息战”。由于革命形势的迅速变化，再加上牛兆濂的巧妙劝说，升允果然撤军而去，西安城避免了一场兵祸。

“曾祖牛兆濂具有浓厚的忧国忧民情怀，主张用儒家经世致用的思想来回应、解决社会问题，尽力投身于社会公益活动和正义事业。”牛锐说。劝升允退兵一事，正是他一贯以来秉承儒家救世济民传统的生动体现。

不仅如此，早在1900年，关中因旱灾而出现大饥荒时，牛兆濂就曾挺身而出，主动担负起蓝田县的赈恤工作，使饥民免于饿死道旁。1910年，针对关中地区鸦片泛滥、民众吸食成风，牛兆濂主动请缨前往烟害最重的西府一带主持禁烟工作，从源头上遏制鸦片之害。随着民族危机日益深重，牛兆濂的忧民报国之志也愈发深沉。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东北沦陷，牛兆濂为此泫然流涕，减膳数月，并公开发表《阋墙谣》《我明告你》等抗日诗文，激励国人团结奋起，共御外侮。1933年，日军进占山海关，67岁的牛兆濂更是愤慨不已，召集500名义勇，通电全国出师抗日。1937年，卢沟桥事变消息传来，久卧病床的牛兆濂忧愤至极，不久后离开人世。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

在古代社会，一个地区的村民之间会有一些口头上的约定，用以规范自身的行为。这种约定俗成的规范，能起到鼓励人们崇礼向善、守望相助的作用，被视作乡约的雏形。但此时的乡约，只以口头约定的形式存在，并没有成文的规定。

起源于北宋的《吕氏乡约》是中国历史上**部成文乡约，由蓝田吕氏兄弟——吕大防、吕大忠、吕大钧、吕大临所作，吕大钧亲自撰写。

据《宋史·吕大防传》记载，“尝为乡约曰：凡同约者，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这就是《吕氏乡约》的核心要义。但由于北宋被金人所灭，《吕氏乡约》在关中地区推行时间较短，仅仅是昙花一现。

南宋时，朱熹重新发现了《吕氏乡约》，对其加以增删而成《朱子增损吕氏乡约》，影响极大。明代王阳明曾做《南赣乡约》，对《吕氏乡约》的内容和形式又有所发展。现代大儒梁漱溟先生在山东模仿《吕氏乡约》创办乡村学校，推行乡村建设。牛兆濂认为乡约为善俗之要，因此他以《吕氏乡约》为依据来教化民众。传承乡约、教化乡邻，是牛兆濂创办芸阁学舍的初衷之一。此后，牛兆濂长期主持并主讲于此。他亲率诸生演习周礼，为普通民众诵讲乡约，用通俗的语言规定了调整邻里乡党关系的规范，凡修身、齐家、交游、迎送、婚丧嫁娶，都有具体的行为规范。

“在当时的环境下，西方思想传入中国，中西方文化互相碰撞，人们的思想受到很大冲击。一时间，人们不知道以怎样的道德标准去要求自己，有一些混乱与迷茫。此时曾祖牛兆濂坚持用乡约来教化乡邻，在乱世给人们以极大鼓舞。”牛锐说。

现在的芸阁书院内，吕大防、吕大忠、吕大钧、吕大临4位先生的雕像矗立在路旁。“这几尊雕像讲述的就是当时吕氏四兄弟创立乡约的事情。”牛锐一边说着，一边谈起了小说《白鹿原》中跟乡约有关的情节，“小说中，白嘉轩找到他的姐夫朱先生，说‘大清国没有了，咱以后咋弄？’此时朱先生拿出一个小本，让白嘉轩拿回去。这个小本上记载的就是乡约。白嘉轩如获至宝，回村后就开始教乡民学习乡约。没过多久村里就没有人赌博，没有欺男霸女，可以做到路不拾遗了。这就是乡约的作用在小说当中的体现。”

近年来，在牛锐所复兴的芸阁书院内，节假日会有很多家长带着孩子前来研学，书院成为新的乡约传承之地。“现在主要是通过研学的形式来传承乡约，每年有省内省外约两三万名学生前来研学，乡约文化就可以借由他们渗透到其家庭当中，影响更多的人。”牛锐说。

“乡约并不是单纯的一种空谈，而是实实在在基于儒家以德为本的根本之道上。因此今天的书院教育首先要放在一个儒家大背景下，与关学承传体系相关联。”牛锐说，“从张载创立关学开始，到吕氏兄弟撰写《吕氏乡约》，到‘秦关先生’王之士，再到晚清民国时期牛兆濂的接续传承，关学乃至乡约在蓝田从没有中断。”

终其一生，作为一位传统的士人，牛兆濂始终关心民瘼，积极为国计民生而奔走呼号，用实际行动诠释关学“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精神内涵。陈忠实先生曾评价：“牛兆濂先生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写字画画的文人，还是一个承载着民族家国情怀的人，在民族和国家危亡的时刻表现出了惊天地泣鬼神的骨气品格。”

记者手记

士不可以不弘毅

陈志涛/文

传统的儒家教育秉承着“克己复礼”“推己及人”的孔孟之道，就个人层面而言，往往是以精研儒学义理为手段，以成就崇高的道德人格为**目标；就社会层面而言，往往表现为将道德修养应用到社会问题的方方面面，借助“以德为本，以礼化俗”的方式，以期达成民众崇德向善、社会安定有序的“治世”。

对于牛兆濂来说，开馆讲学和推演乡约，既是千百年来所通行的做法，也是实现个人道德理想和社会理想的有效途径，因而，他几乎将一生的精力都投入于此。从传统意义上来说，牛兆濂不仅在学问上做到了“祖述孔孟，宪章程朱”，而且还实现了砥砺道德和教化乡里的双重目标，堪称传统文人的表率和楷模。

但他所处的时空环境，正是“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近代中国受西方冲击愈大，牛兆濂愈是奋起回应。在他看来，“温故”才能够“知新”，只有巩固好、发扬好传统理学教育，才能够正本清源，找准民族振兴、国家富强的路径。与众多顺应时代潮流、主动转型的其他学人相比，牛兆濂对传统的坚持显得有些守旧，甚至被时人讥为迂腐。但牛兆濂并非空谈误国的“腐儒”，而是有思想、有义愤、有行动、有作为，在大是大非面前鲜明地表达了态度，积极地采取行动，赈灾民、禁鸦片、募集义勇、呼吁抗日救亡……

在时代变革之际，牛兆濂坚守程朱理学立场，传承关学学脉，为保护和发扬传统文化发出了最后的呐喊。在民族危亡之际，牛兆濂铁肩担道义，主动承担起济世救民的时代责任，体现出传统文人的精神风骨。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正如时人范聊所言：“所谓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惟先生足以当之，为横渠后一人也。”